《包世臣書學批評》序 ■黃惇

貺道人周斯澄

《包世臣書學批評》序　
. f- Q8 |$ c9 a. U$ U1 v5 e■黃惇


! r. J, _' _1 e8 ^3 M* P, T   　 金丹博士所著《包世臣書學批評》，是在他博士論文《包世臣書學的重新審視》基礎上修改而成的，這是他近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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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F( h0 {2 i, a1 \$ k來學術研究的成果，在本書即将由榮寶齋出版問世之時，作爲他研究生階段的指導教師，我由衷地祝賀他。

    金丹在碩士階段的研究課題是《阮元書學思想研究》，論文選題之初，既考慮到他是揚州人，對鄉賢研究有着濃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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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便于收集一手資料，也考慮到阮元作爲清代碑學理論的第一人，在研究過程中，有助于解剖和認識清代碑學發展中

的諸種問題。後來他的碩士論文獲得了老師和學界的一致好評，正源于其重視文獻的收集，以及對研究對象充滿着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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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他的博士論文選定包世臣爲研究對象，正是在阮元研究基礎上的延續和滾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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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在清代書史的研究中，或因對包、康尊碑觀念的崇拜，或因時代較近而出現研究的盲點，關於清代書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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朦胧而混亂。爲此我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在教材和論文中，多次提出清代書史當認真梳理的觀點，指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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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鄧石如爲標尺的碑派之前，既有前碑派的活動，也有碑學思想的形成，更有鄭簠、金農等許多書法家以碑爲尚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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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 o1 D# P. o( K0 W1 I  q+ A法作品，他們作品中的以碑破帖現象是前碑派的重要特征。整個清代對碑的崇尚，初源于清初的漢碑熱潮，次則是篆書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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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L: m( L- _* `* ]2 X7 C潮，北碑的崇尚只是尾聲，在這個過程中，活動於嘉道時代的包世臣及體現其書學思想的《藝舟雙楫》産生過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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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丹的研究是從史料和書法發展綫脈雙管齊下的，并從清代書史的晚近認識中不斷提出疑問。例如：包世臣的書法并

; v. v2 ^7 ^- W, n4 e5 X不出色，爲什麽會有很多人學他？有人認爲包世臣即使不是一流的書法家，也是一位優秀的書法教育家和理論家，但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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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研究的現狀來看，多爲表彰其在清代碑學中的功績，卻不曾有系統的實質性的研究來支撐批評。起初金丹從一些文

6 @4 }; W1 i3 J" W8 O章中讀出一些學者對他的不同看法，如民國時期劉鹹炘、朱大可、白蕉、沙孟海等人對包世臣的微詞，加上從包世臣的作

) t) e' G& F* F' N7 X# o& j品中并不能讀出與他身份相吻合的東西來。於是，究竟他的理論有多高深？究竟他的理論有沒有水分？究竟他的作品水平

怎樣？究竟他對後世的影響怎樣？究竟我們給他的定位和評價是否準確合理？一連串的問題，使金丹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意識到只有對包世臣重新作系統地審視和深入地研究，才能回答這種種疑問，也有助于對清代碑學作出客觀的歷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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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 P& U1 s' ^. Q, {( W    要做個案研究，必須對研究對象的生平事跡有非常具體的了解，金丹第一步工作是做了《包世臣年譜》。雖然民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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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 N9 r+ I7 k2 n4 @7 O間有胡樸安編著的《包慎伯先生年譜》，但材料來源多未言明出處，且内容較爲簡略，時有文字脫漏和訛誤，從内容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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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9 X% P# @: u* c: O量上看，相當于一個簡略的年表。金丹所編年譜除了參考胡樸安所編《包譜》之外，主要從包世臣原著、清人筆記、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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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題跋、著錄和圖版等材料中重新摘編整理而成，按照學術規範，均引出原文和注明出處，并盡可能較全面地反映包世

臣的生平事跡、學術生活和書法歷程。金丹所編著的《包世臣年譜》将另行出版，附錄在論文中的是簡編。《包世臣年

* b5 y9 w4 `! F) P# j0 L2 p& S6 L) L: X譜》的編成，使金丹對包世臣的一生有了一個清晰的勾畫，他發現包世臣一生十九次參加科舉考試的事實，詳細列了《包

! F0 }, {0 W# t- U2 z- b8 K- f世臣十九次參加科舉考試情況表》，關於這樣細緻的包世臣生平叙述，此前沒有人做過，也糾正了晚近包世臣研究中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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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3 U, h2 `1 _) U9 F0 i/ ^世臣一生考試次數的不確切說法，并由此揭示了包世臣從對仕途的無限向往到晚年壯志已惰的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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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世臣書學思想是其學術思想的組成部分，金丹首先對其一生所有著作作了收集和分析，了解他的學術歷程和學術思

想。因此他的研究從清代學術思潮入手，闡述了清代的復古思潮、金石學、西學東漸等因素對清代碑學崛起的影響。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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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致用的角度總結了包世臣的學術思想，對其詩、詞、文、賦、書、農、禮、刑、兵等著述作了簡要勾勒。認爲包世臣的

) x) A! M4 l7 I6 B1 V書學思想和他的學術思想是一致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審視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和各種書學題跋，從而對其書學思想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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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客觀地總結和重新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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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1 G/ p9 [. \3 P　　包世臣的書法實踐是對其書學展開研究的重要方面，他自稱“右軍後一人”，今日看來，如癡人說夢。近現代學者對

3 g- _. [# `. g- o他的書法存在兩種不同的看法，有肯定，有批評，但都不具體。要研究包世臣書法水平到底怎樣，必須要有具體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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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5 k8 c. j6 k8 A于是必須首先對包世臣書法進行分期，目的是将他的書法歷程作一回顧和總結。金丹提出四期：1.啓蒙期——懵懵懂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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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書二十年未能入門。2.摸索期——不得其解：初涉二王，并以唐碑、宋人爲師法對象。3.革新期——未得其髓：以北碑

爲師法對象。4.回歸期——力不從心：再以二王書風爲師法對象，并以碑改造帖。金丹認爲包世臣的書法實踐沒有達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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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K9 R/ ]( M有的高度，同時分析其内在因素，最爲重要的是認爲包世臣的書法，并不是人們一直以來所認爲的北碑風格的代表，而是

一個崇尚二王和崇尚北碑的結合體，他的北碑探索僅僅是他一生中的一個階段，既沒有一直堅持，也很不深入。這樣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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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爲論述其書法歷程和風格特徵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以史實改變以往人們對包世臣書法的認識。

    包世臣一生重視技法，他的技法論相當蕪雜，包括筆法、結構、章法、墨法等方面的論述，金丹在文中特别對其“筋

" x1 w( A  }: ?4 k; g' y% L  U/ i8 t必反紐、五指齊力”的執筆觀，“始艮終乾、筆毫平鋪”的運筆觀，“大小九宮、精神挽結”的結字觀，“黝然以黑、色

平紙面”的墨法觀，以及其“中實說”、和“氣滿說”等展開辨證與論述，在将包世臣書法技法論進行整理論述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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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對其中的錯誤觀點展開了批評。

* C6 O# A; A6 l6 k    對包世臣書法流派的整理是前人未作過的，因此也成爲其研究中的一個興奮點。金丹注意到自從何紹基關於“包派”

* U: d$ `( e/ q的題跋以後，再沒有人對包派作過詳細論述。因而他從零散的文獻史料中梳理出包派的名單，并因此使一個向不爲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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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9 e( [2 K1 ]8 G! z* E; Y的具體的包派被其清晰地勾畫出來。金丹指出包派的形成是一種區域文化現象，而這個區域正是以揚州爲中心的。由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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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文化的局限性和保守性，加上包世臣書法觀的誤導，使包派中人直接學習包世臣的書法，以亂真爲榮，這是導致包世臣

/ k! e9 K* ~; [# @9 z5 o3 t4 {. J追随者書法品格不高、也難成氣候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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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4 A! R& D- I* f" T3 \    在對包世臣的書學思想進行全面地總結，并作了詳盡的分析和論述後，金丹提出包世臣的書學思想具有兩面性：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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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碑學鋒芒和變異的帖學觀念，一方面對王羲之和帖學的崇尚在他心中仍然揮之不去，一方面向往改革，倡導北碑。金丹

7 ~1 P! w& A1 k通過論證包世臣對帖學概念的異化，提出“包世臣碑學思想的實質是以碑改造帖”。這客觀地揭示了清代碑學理念在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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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的矛盾性。就此而言，今天看包世臣的書法，也可以說是這種矛盾觀念下失敗的實踐。

    作爲清代碑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包世臣，似乎早已形成了一個“共識”，然而當仔細“追問”這個“共識”的真實性

6 U) c, o. }) g* R6 Y時，人們又覺得它既“可疑”又“模糊”。金丹在尊重歷史的原則下，在大量勾沉史料的基礎上，提出不同觀點，并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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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臣的書學加以重新審視，力圖全面地對包世臣的理論與書法實踐作出客觀的評價，其勇于破除迷信、追求真理的精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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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嘉許的，也正是這個原因，當他的博士論文《包世臣書學的重新審視》提交答辯時，獲得了答辯委員們的一致肯定，

并指出這是一篇重實證、也重思辨、具有“颠覆性”研究成果的好論文，其關於包世臣在清代書法史上地位和價值的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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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9 |% P4 F! |8 ]" o, E( K    清代的碑派書法，作爲時代的産物，自有其歷史貢獻和偉大的成就，并造就了鄭簠、金農、趙之謙、吳昌碩等許多出

+ ~( H, C' w. A色的書家，但作爲書法史的一個階段，在包世臣之後，經過康有爲的鼓吹和總結，由于尊碑貶帖思潮的發展，使晚清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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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熱到了發燙的階段，既使碑派書法走向了高峰，也産生了對書法發展不利的負面效應，甚至可以說，中國書法發展在這

一時段産生了斷裂。清代以前的書法史，同樣有過輝煌，同樣是優秀的傳統，然而籠罩在尊碑貶帖的觀念之下，則無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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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對待傳統，也無法看清清代碑學發展的得失，當然也不利于今天書法的發展。

2 U: O! G/ }/ [& f/ x5 m4 Z    我們距離包世臣的時代已有兩個世紀，學術界對清代學術史有了進一步的研究，整個社會科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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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對於清代碑學也應當作出深入研究，并客觀地讨論它在書法史上的得失。包世臣是清代碑學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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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對包世臣書學的深入研究顯得尤爲必要，因爲只有對包世臣有準確的認識，才有可能對清代碑學的認識有準確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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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 G% w9 ~( W8 _& l: Y的把握。爲此，我期待着有更多的青年學者，像本書一樣，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敢于“重新審視”，共同将清代書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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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V7 s5 h6 X研究向縱深發展。

                            　　　　　　　　　　　　　　　 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八日于金陵風來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