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耿直、狂傲不羁的东汉著名书法评论家赵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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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耿直、狂傲不羁的东汉著名书法评论家赵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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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赵壹：《非草书》的作者

作者：（不详）

- J$ V) V" _. Z9 R; Q2 \# Q$ \       东汉灵帝时汉阳西县人。字元叔。文苑名士，然恃才居傲，为乡党所摈。仕为郡吏，光和元年(178)举郡上计到京师，得袁逢，羊陟共称荐。名动京师。因其时草书渐行，郡守喜同郡士梁宜。姜诩之草，令作篇，以为秘玩，赵壹《作非草书》一篇，论曰：“夫草书之兴也，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度)，崔(瑷)之法，鱼龙所见也。其攒扶拄嫂，诘屈及乙，不可失也。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著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原有集，已佚。《后汉书》卷八十下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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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符叔，主要事迹见于汉灵帝年间（168年一189 年)，为人耿直，狂傲不羁，受地方乡党所排斥，屡次得罪，几乎被杀，经友人救援方免。东汉汉阳郡西县人（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东）。帝光和元年(178)，任上计吏,见司徒袁逢，长揖不拜。袁逢等人为他延誉，名动京师。后西归，公府十次征召皆不就，死于家中。著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16篇。《隋书·经籍志》载有集 2卷，已佚。著名辞赋家、书法评论家。其代表作《刺世疾邪赋》直抒胸臆，对后世赋体的风格有很大影响。

        主要作品有《穷鸟赋》、 《刺世疾邪赋》、《非草书》等。  

1 ~" [" K" ?1 e3 b, K        附《刺世疾邪赋》

4 m, r& D! H4 @0 Z# W, V8 u0 a　　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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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桡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依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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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 s0 [9 @　　鲁生闻此辞，紧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9 s) A, ^3 i0 E5 K# d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主要事迹见于汉灵帝年间（168年一189 年），东汉汉阳郡西县人（今山西省礼县大堡子山东）。中国辞赋家、书法评论家。
　　为人耿直，狂傲不羁，受地方乡党所排斥，屡次得罪，几乎被杀，经友人救援方免。灵帝光和元年（178），任上计吏，见司徒袁逢，长揖不拜。袁逢等人为他延誉，名动京师。后西归，公府十次征召皆不就，死于家中。

* t6 m7 n; f. d' z　　著有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16篇。《隋书·经籍志》载有集 2卷，已佚。其代表作《刺世疾邪赋》直抒胸臆，对后世赋体的风格有很大影响。今存诗文收录于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8 P/ Q9 Q5 P, I- `& D! y6 |! q       赵壹与《非草书》

       在书法批评史上，赵壹《非草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学对书法进行全面渗透、融合的开端，它对后世书法理论批评史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东汉时期儒学背景的崛起直接奠定了中国书法的文化系统。从本质上说，赵壹《非草书》具有非艺术化的反书法倾向，这使得赵壹无法以书法本体论的立场对书法进行审美观照，从而也使得赵壹无法达到同时代崔瑗、蔡邕的书法审美高度。但赵壹划时代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将书法纳入儒学体系，强化了书法的文化性格，从而“明确地树立了一个儒家文化形象——书法对儒家文化的遵循将是最根本的宗旨。”由此，东汉书法理论呈现出两极发展态势：崔瑗、蔡邕以本体论的立场将书法导向艺术审美；赵壹则以儒学立场将书法导向文化本位。这两个表面看来严重冲突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共同建立起书法的审美——文化认读模式，从而确立了书法理论本体的完型。

　　赵壹《非草书》的儒学立场，使他无法以审美角度理解、认知草书，而是把草书视做离经叛道的末技：

　　（草书）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5 i/ G# y4 ~* w0 V. n0 P　　在赵壹看来，书法是“王政之始，经典之本”，是圣人载道的工具，它直接关乎王政礼乐的盛衰。而对草书的耽迷则只能引入背经离俗，误入歧途。他的《非草书》便旨在使“士子就有道而正焉。平息社会热衷草书的狂热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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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书在东汉的兴起，虽然有着强大的实用背景的支撑，但与崁国晚期至西汉时期出现的隶草，藁草已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审美内涵，前者是“赴急速”的实用化产物，后者则是审美意识趋于自觉的结果——草书已完成从实用到审美（即藁草到草书）的过度，获得独立的艺术品格。这个时期崔瑗、杜度、崔寔、张芝、罗辉、赵袭等众多草书名家的出现，，使草书形成一个在士人阶层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法流派。从赵壹《非草书》中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士人阶层对草书的狂热心态：

　　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凡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灸众庄，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可以看出，东汉书家对草书的耽迷已进入纯审美经验领域，这使他们对草书的认识已完全摆脱了实用的羁绊，主体意识趋于高度自觉。他们为追求草书艺术可以抛弃仕途，“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大批士子也弃置经学而献身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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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竞以杜、崔为楷。”

# c4 g5 O1 r6 u　　这是一股汹涌的艺术浪潮，它的出现与东汉经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

4 L7 B/ ~# j  E% h' j; j　　西汉初期，统治者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领域实行“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方针，还未形成大一统的思想格局。黄老，阴阳，儒墨，道家，法家，纵横家作为思想流派交互影响存在着，而统治者对诸家思想的选择依循也不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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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武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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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世作为万世之宗的儒学在西汉初期还只是作为一个思想流派存在着，其地位甚至比不上黄老之学。西汉中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西汉国势日益强盛，与此同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大一统的要求。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兴太学，置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儒学遂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最高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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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西汉儒学主要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融合阴阳、道家、法家各家学说而形成，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便构成西汉儒学的核心，它在很大程度上使儒学神学化并进一步发展为谶讳经学。“谶讳之学，经之支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将过去的一切具有预言性质的东西（包括神话传说在内），加以汇集，用以解释儒家的经典并融入儒家的经义之中，神学，谶讳在同一个目的中融和交织起来。”今文经学在上层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统治严重桎梏了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之对立的古文经学则除在王莽篡汉时被短暂列于学官外，它仍是一门私学。但到东汉时期，由于今文经学愈益趋向迷信繁琐，古文经学开始出现上升的趋势，至东汉末期马融遍注六经，郑玄融合今古文经学而统一在古文经学的大旗下，促使今文经学最终走向衰绝。这对汉代文化艺术的自由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书法艺术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迅速走向繁荣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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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壹《非草书》的时代背景正处于东汉经学衰颓，文化艺术趋于自由活跃的时期。作为正统文人赵壹显然对土人阶层弃置经学而热衷书艺不满，他的《非草书》的写作目的即在于平息弥漫整个士人阶层的草书热情，使文人学士重新皈依经学，就有道而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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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以渊乎？

　　对赵壹而言，书法只是圣人的载道工具，而当书法独立于经学之外并直接对经学构成冲击时，赵壹便无法厘清书法实用与审美的分野。赵壹《非草书》在书法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不在于它对书法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接受，而在于它站在儒学立场的反书法倾向，这个倾向从反面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并直接将书法纳入儒学的价值体系之中。

! J, S! f: f  J- T# u# m　　在书法理论批评史上，赵壹的书法文化本位观念对晋唐及晋唐之后２０００余年书法理论的发展构成带规定性的影响。在赵壹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书法理论家将书法有意识地纳入既定的文化体系中，书法的文化性表现为泛化的非主体特征。西周时期，书法虽被列为“六艺”之一，但“六艺”本身的泛文化性也决定了书法的泛文化性特征。

7 k- d' o. ?; o  I　　由此，书法作为“艺”的规定，虽然具有文化的维度，质素存在，并直接与“礼乐”制度密切相关，但“六书”作为艺术理论更多地还是指向书法的审美特征。“六书”的“象形”、“指事”、
% Z/ C6 F" T2 |1 j! j) b“会意”便是立足审美立场对书法视觉空间造型的强调，这构成上古书法结构理论的主体内容。

　　自西周至东汉之前，书法理论主要表现为书法结构理论的演变和发展，这是与书法本体动态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一个具有主体特征的文化体系对书法构成箝制，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文化类型是泛化的。书法与文化的结合处于一种自在的游离状态。赵壹在东汉的出现改变了书法与文化的这种历史关系。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使得赵壹得以站在儒学思想背景下对书法明确地提出文化本位的要求。即书法必须遵循儒学的理念和价值范式，由此，书法的泛文化性被对儒学的单维的绝对尊崇所取代。同时，这也构成了汉以后２０００余年书法理论的首要文化内容。

　　 中国书法理论由上古滥觞形态的“六书”理论发展到东汉，其理论本身发生了重大转折——书法理论不再仅仅是立足书法（文字）结构的空间造型理论，而是向审美一文化复合模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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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出，赵壹、崔瑗、蔡邕的共同理论努力促动了书法理论的转型，完成书法理论由结构理论向本体（审美）理论过渡，至此，书法理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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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M$ `  \* ]* J4 x) c/ w　　赵壹站在儒家卫道立场，在东汉草书艺术浪潮对经学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时，力倡书法对儒学的尊循，并由此开启书法与儒学融合的历史源流，这是一种不合目的合目的性。早于赵壹的崔瑗、蔡邕虽然在书法理论本体化的进程中表现出高度的自觉，从而将书法审美提升到主体高度，但从书法理论的本体发展来看，东汉时期书法理论如果失去赵壹文化本位理论的参与则将大大推迟书法理论本体的成熟。因为从本质上说，书法理论本体并不仅仅是由审美主体、形式自律构成的，其中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点上赵壹对中国书法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 s8 Y/ \& V% w; U      《非草书》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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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畔，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忻忻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伎，贱彼贵我哉！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扶拄挃，诘屈龙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之际，每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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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可为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已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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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D# w% g, ^: r! c* \) l. X　　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亦渊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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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t4 C4 l0 C" Q     《非草书》今译

2 G; Q9 o, J( l" J8 a" ?9 `       [东汉]赵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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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郡的“士”有叫梁孔达、姜孟颖的，都是当世才学之人，但是仰慕张生的草书(书，字体。)却超过了对孔子、颜子的仰慕。梁孔达把写的字拿给姜孟颖看，他们两人都嘴念着这篇文章，手摹写着这篇文章，一点都不感到疲倦。于是一些后学们竞相仰慕这两位贤士，请求他们写篇文字，每人一卷，当作秘玩 (秘玩，珍藏观赏，上升到艺术角度，欣赏艺术作品一样。把书法当成艺术，书法就成为一种艺术了)。我担心他们这样会离经入俗，不能够弘道兴世，再加上罗、赵被讥笑过，因此来论说草书的本末，以宽慰罗、赵，让梁孔达、姜孟颖收敛。

       我曾看过有道张君写给朱使君的信，说正气可以消除邪气，人没有这种邪气，妖自然不会作怪，真可以说是信道抱真，知命乐天的人。说到褒扬杜、崔，贬罗、赵，有欣喜自得之意的，难道不是跟骄傲、刚愎自用差不多，贱它贵我吗!草书的兴起，在近古吗？上它不是天象所垂，下它不是河洛所吐，中它不是圣人所造。大约是秦时末期，刑法严厉，官用文书又多又长，战事频繁，军用文书递送要迅速，因此用隶草来写，是催促要紧急的速度，显示简单容易的意思，不是圣人所从事的。可是其可贵之处在于删掉难的，省去了麻烦的，减去了重复的变为简单了，致力采用简单为通俗易懂的固定的模式。因此他评论说：“碰到什么事就做与它相适宜的事。”可是现在学习草书的人，不是考虑它简单容易的本意，只是认为杜、崔的写法龟龙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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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盘节弯曲，不能失掉。幼童到了年纪，如果进入学习，不学仓颉、史籀，竟然以杜、崔的写法为范本，私下来往书信，不管要写的多还是要写的少，称说碰到时间紧急，因此来不及写草书。草书本来是又简单又能快的字，现在反倒成了又困难又慢，把本意都失掉了。人是有不同的性情的。心有粗细，手有巧笨。字写得好不好，在于心和手，可以硬要怎么写吗？就象人们容颜有美有恶，怎么能学得象别人的容颜一样呢？过去西施心里痛，护着胸前皱着眉头，很多人愚蠢地仿效她，只会增加仿效的人的丑；赵国有一个女的很善舞蹈，走路妩媚动人，学的人什么也没有学到，反而失了气节忘记了原本的走路只能爬行。杜、崔、张子，都是超俗绝世的有才之人，利用做学问的空余时间，随意写一手好字，后人景仰他们。放下心思专门从事，一心钻研，忘记疲劳，到了晚上怕是还没有休息，太阳西斜了也没有时间吃东西。十天用掉一支笔，每月用掉几丸墨。衣袖如皂黑，唇齿也常常是黑的。即使跟大家坐在一起，也没有时间戏闹玩笑，展开手指在地上划，用草字划墙壁，臂袖磨穿了，皮肤刮破了，手指变形了，写得血流不止，还不停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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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样写起字来，对字的精巧与否没有一点好处，就象效颦的增丑，学步的失节一样。况且会写草书的人，只是小小的技能罢了。地方乡邑不以此来论才能，朝廷不以此来选拔官吏，“博士”学官不以此来讲学考试，四科取士不以此为内容，征召聘请又不问它的意思，又不考核写这种字来考核功绩。字好既不能通达政事，字差又无损于天下太平，由此推论，难道还不是小技吗？致力于内面的东西必然对外面的东西有欠缺，志气小的人必然不重视大作为。俯下身子摸蝨，没有空闲来看天。天地这么大但是看不到，是因为正在专心于虮蝨，所以没有空闲。

            用此篇中所说的精神钻研，如果把它用在那圣贤经典上，考证历术，协调音律，推算时程，探求深奥，赞扬神明。发现天地内理，推究圣人实情。辨析疑惑，分析俗儒之间的是非争辩。让邪说依从正理，让郑国的礼乐合于《雅》乐的音律，弘扬和睦的高尚道德，纯洁的高尚品质。不显贵的可以用来守身留名，显贵的可以用来尊奉皇帝管理国事，以此名世，永为后人借鉴，难道不是很深远吗？

             ［简评］赵壹《非草书》至少说清了这几个现象：一、东汉时期玩赏书艺已很频繁，有一定气候；二、“草书”兴起于秦朝末期的隶草。起因是由于生产劳动社会的发展。肯定隶草简单容易。赵壹所非的草书是那种一味追求模仿别人一味弯曲脱离实用的草书。他欣赏、赞成杜、崔、张子“博学余暇”所“游”的一手好草字。他认为字(不管是什么字)的美拙是次要的。是生产劳动的附属品。字是小节，与世无补。他认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不可强为之，字你写得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必要再去摹学效仿。赵壹的“非草书”实为赞成隶草。秦末隶草已广泛用于官用、军用文书了。他甚至提出，模仿之路是一条死路，一条背离之路。写好字在超俗绝世，不可模仿，也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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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看官，慢慢看、慢慢品！！

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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