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安书论

daxia · 发表于 2008-4-3 1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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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董其昌文论比较研究

郑长安
（江苏工业学院党委办公室江苏常州 213016）

[关键词]  徐渭  董其昌  文论  比较

[摘  要]  徐渭、董其昌二人深受晚明心学思想（特别是王学左派）影响，具有“狂者”精神。在文论上他们都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之风（徐激烈尖锐，董温文尔雅），都提倡具有真性情的文章（徐提倡“真我”、“本色”，董提倡“淡”、“真种子”、“真血脉”、“悟”），但由于他们思想倾向（徐倾向于道，董倾向于禅）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和由此造成雅俗观念的不同，使他们的文论又具有相异性。

徐渭、董其昌是有明一代的艺术巨匠，他们的诗文书画都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当今学术界对他们的书画创作及理论都有相当的研究，但对其文论却缺乏应有的关注。加强对徐渭、董其昌文论的研究对于完善晚明文学史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徐、董二人文论产生的背景

徐渭（1521——1593），山阴（浙江绍兴）人。少有才名，列越中十子之一，但名不出越。他的一生可谓坎坷多舛。死后数载，经袁中郎的大力推崇，徐渭大名始才远播。

董其昌（1555——1636），松江华亭（上海）人。他一生官运亨通，生前就享有大名。

徐渭和董其昌都生活在晚明嘉靖、万历时期（1522——1620年）。这一时期被称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其时，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国内海外贸易发达；社会风气崇尚金、权；生活方式转趋消费与物质享受；文化艺术渐趋创新与多样。心学就在这时兴起、盛行、变异，清朝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对心学的发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与总结：

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泰州、龙溪时时不满师说，益启瞿坛之秘而归之师，盖跻阳明而为禅矣。然龙溪之后，力量无过龙溪者，又得江右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决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搏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1]

指明阳明心学因王艮和王畿而风行天下，形成了王学左派。它解放了思想，刺激了艺术家个人的独创精神，反映到文学上的表现则是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对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临川派和吴江派关于“曲律”、“曲意”当以谁为主的尖锐争论。徐、董二人的文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徐、董二人文论的内容

1．徐渭文论反复古、倡“真我”、倡“本色”。

徐渭生在晚明后七子复古之风炽热之际，对前后七子所倡导的摹拟复古之风深恶痛绝，他积极提倡“真我”、“本色”，为后来文坛反复古之风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他开启了反复古主义的先河，影响了袁中郎及一大批后学。

虞淳熙《徐文长集序》称：“元美、于鳞，文苑之南面王也……所不能包者二人，欣伟之徐文长，小锐之汤若士也。”[2]徐渭没有被王世贞、李攀龙招至麾下，相反却能直接“讥评王、李，其持论迥异时流。”[3]“迥异时流”就是对王、李二人倡导复古主义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说：
天下之士，其在今日，鲜不伪者也。而文为甚……视必组绣，五色伪矣；听必淫哇，五声伪矣。食必脆脓，五味伪矣，推而至于凡身之所取以奉者，靡不然……今天下事鲜不伪者，而文为甚。夫真者，伪之反也。故五味必淡，食斯真矣。五声必希，听斯真矣；五色不华，视斯真矣。凡人能此三者推而至于他，将未有不真者[4]。

徐渭将崇尚奢侈，崇尚享受都看作是“伪”的，并且认为文坛的虚伪之风更甚于这种虚伪的社会风俗。而文章一味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5]则是造成这种虚伪的根本原因。如要根治这些虚伪的文风，必须提倡“真”，故徐渭论文又提倡“真我”。他在《涉江赋》中这样解释“真我”：
爰有一物，无挂无碍，在小匪思，在大匪泥，来不知始，往不知驰，得之者成，失之者败，得亦无摧，失亦不脱，在方寸间，同天地所。勿谓觉灵，是谓真我。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真我”是一个健康的生命体，他不受外物束缚，能“无挂无碍”，完全受自我内在性情的支配。此与李贽之“童心”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阐发了“真”的重要，说明有了真性情，才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写出具有真性情的文章。

徐渭同时还以鸟为喻，阐述了“真我”在文章中的真正表现。他说：

人有学为鸟言者，其音则鸟也，而性则人也。鸟有学为人言者，其音则人也，而性则鸟也。此可以定人与鸟之衡哉？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窃于人之所尝言，曰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名似某人，某名则否。此虽极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鸟之为人言矣。[6]

这是对复古主义最严厉的批评。“今之为诗者，何以异于是。”矛头直指当时的复古大潮，对复古者“某篇是某体，某篇则否，某名似某人，某名则否。”的得意之情形作了极为高明的滑稽式讽刺。因此他又提倡本色，他说：

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也，即书评中婢作夫人终觉羞涩之谓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之谓也。[7]

本色的意义就是事物本来的面目。

2．董其昌文论反复古，尚“淡”、尚“真”、尚“悟”。

董其昌作为有明一代的画坛宗主，于画提倡“南北宗”，于书提倡“古淡”，在书画史上影响深远广泛。他的文论与其书论、画论相似，同样具有反复古倾向和创新意识。

宋起凤《裨说》卷一《陈征群佘山》云：“董公南宫，……时太仓王弇州公……古学雄于江南，……尝寓所知书曰：‘近得董、陈两生，岳岳不自下，董固英起特异’。”王世贞是后七子的领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其复古的口号与创作的总则。董其昌是他的门生，但董其昌曾言：“吾尝谓成、弘大家与王、唐诸公辈，必不为当日之文。” [8]可见他也是不赞成复古之风的。《容台集 •陈继儒序》曰：“往王长公主盟艺坛，李本宁与之气谊声调甚合。董公方诸生，岳岳不肯下，曰‘神仙自能拔宅，何事傍人门户间。’”说明董其昌在年轻时就具有标新立异的气魄。

董其昌论文主张“淡”、“真”、“悟”。尝言：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极人才之致，可以无所不能，而淡淡玄味，必由天骨，非钻抑之力，澄练之功所可强入。《萧氏文选》，正与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韩柳以前此秘未观，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谓若可学而能耳。《画史》云“若其气韵，必在生知。”可为笃论矣。[9]

他认为“淡”必须靠天资去领悟，是生而知之的。他提倡的“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有玄味，即深味，似淡而实味深味远，即表面的平淡内蕴着深远悠长的真情。这从他对袁中郎的相关论述中可以见出。

董其昌的好友袁中郎是公安派的领袖，高扬“独抒性灵”[10]的大旗，大力宣扬“性灵”说，给当时的文坛以很大冲击。钱谦益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性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11]对袁中郎早期提倡“独抒性灵”给予很高的评价。但随着袁中郎晚年参禅的深入，其文论又起了变化。他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作《叙  氏家绳集》时说：

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灵也。浓者不复薄，甘者不复辛，唯淡也无不造；无不可造，是文之真变态也。

此时，他已将“淡”看作“性灵”说的最高境界了。董其昌有见于此，论道：“迩见中朗手摘……，校勘精详，知其眼目不同往时境界矣。”[12]从中便可以看出董其昌对袁中朗晚年文论观转变的认同，间接的反映出董其昌也认为“淡”在艺术创作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董其昌于文论还提倡“真种子”，如云：

杜子美擒贼先擒王。凡文章，必有真种子。擒得真种子，则所谓口口咬着，又所谓点点滴滴都有落在学士眼里。[13]

这里的“真种子”与徐渭的“真我”含义是相当接近的。但他参禅太甚，套上了禅家的言语，远不如徐渭来的痛快真接。

同时,他还极力提倡“悟”，他说：

作文要得解悟。时文不在学，只在悟，平日须体认一番，才有妙悟。妙悟只在题目腔子里，思之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将通之。到此将通时，才唤作解悟了。[14]

“悟”也是来自禅宗，其意思即是以心灵直接洞察外在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它来自于心灵。提倡“悟”，其实就是叫人向内寻找文章的真谛，把握住真实的自己。

三、徐渭、董其昌文论异同比较及原因初探

由上可知，徐、董二人的文论见解具有一致性，即他们都反复古。但二人反对复古的激烈程度不同，徐渭对之“深恶痛绝”，言词激烈尖锐；董其昌虽“岳岳不肯下”，但他是王世贞的门生，善于随人俯仰，故他反对的声音是温和的，立论也只能是温文尔雅的。

徐、董二人思想渊源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和由此产生的雅俗观念的不同，又直接导致了他们的文论是不尽相同的。下面试从此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正确审视这两员艺术巨匠文论相同相异的原因所在。

1．思想渊源比较

①、二人都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具有“狂者”精神。

徐、董文论之所以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之风，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都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具有“狂者”精神。

王学左派乃是指阳明门下王龙溪王心斋两位大师所领导的学派而言。当明朝中叶，因袭数百年的程朱派道学，渐流为时文化八股化的死板格套了。于是出来个王阳明，以“狂者”的精神，提倡一种新道学，轰轰烈烈的作了一番思想解放运动，……而龙溪、心斋等却更彻底发挥“狂者”的精神，把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到极端，遂形成王学的左翼。在心斋领导下的泰州学派，英杰辈出，一代“狂”似一代……其言论行动已出乎儒门以外，非复名教所能羁绊。[15]

徐渭平生最服膺王学，在《畸谱》中列出师类共有王畿、萧鸣凤、季本、钱梗、唐顺之五人。其中尤以季本和王畿对他影响巨大。季本是王阳明的嫡传弟子，主要吸引了王阳明的“狂者”精神。季本是徐渭的心学老师，徐渭在《畸谱》中讲：“廿七八岁，始师事季先生，稍觉有进，前此空过二十年，悔无及矣。”看来徐渭师事季本，受到的震撼是极其强烈的，以致于发出“前此空过二十年，悔无及矣”的感慨，可以说对季本佩服的五体投地。他在《景贤堂祠上》认为季本是“六籍文宗”、“百年师表”，可以认为徐渭接受了季本绝大部分的心学思想和狂者精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徐渭语“盖渭本俊才，又受业于季本，传姚江纵恣之派。”可以为证。[16]王畿既是徐渭的表兄，又是其心学老师。徐渭一篇《龙溪赋》更是将自己对王畿的无限景仰赞美之情表达的淋漓尽致。另外，他还接受了王艮的影响，对王艮也十分推崇。在《会祭高君文》中说：“以君之英，使遇阳明夫子于曩者，而传以罗、石诸贤之友朋，公且将为泰州之心斋王子矣。”唐顺之论学的主要对象也是季本、王畿二人，他也是徐渭敬仰的对象。唐顺之在文论上提倡“本色”说。徐渭的“本色”说发展了唐顺之的思想，只不过徐渭减少了唐顺之的道学色彩，更多的以自我表现、自我宣泻为主要内容。

由此可知，徐渭之所以能提出“师心纵横，不傍门户”[17]的原因，即在于他完全接受了心学的思想，具有狂者精神、叛逆精神。

董其昌也很早就对阳明心学产生了兴趣。万历十三年（1585年），31岁的董其昌南京乡试落第，浪游杭州。在《画禅室随笔》卷四载有当时的情形：

乙酉年五月，舟过武塘……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现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复，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迷解也。”

任道斌先生《董其昌系年》诠释此段文字讲：“（其昌）于舟中再省佛家‘悟境’，折服阳明心学。”[18]即讲明了董其昌对佛学和阳明心学都很迷恋，且有很深的研究。正如朱良志先生讲“董其昌年轻的时候就迷恋狂禅之风，对泰州学派‘掀翻天地’的叛逆精神非常向往。” [19]董其昌因此具有狂者精神、叛逆精神，在当时便被人称之为“狂生”。据他在《陶白斋稿》中讲：“余往同冯咸甫辈结社斋中，晨集构经生艺，各披赏论，即篝灯限韵，人赋诗几章，每夜分狂饮狂歌……时俱少年，意气不相下，阳浮慕古人，谬自誉诩，人且侧目，呼为狂生。”

董其昌与泰州学派的后学焦弱侯、陶周望等人多有来往，经常相互探讨、研究心学，且他们又是同年进士，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感情深厚，在多年的交往中他们的思想也影响了董其昌。最典型的事例便是他与李卓吾的交往。嵇文甫先生认为：“李卓吾不能正式列入王学左派，但与王派的关系极其密切，其思想行为最能把左派王学精神充分表现出来。”[20]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董其昌与他竟是莫逆之交。《画禅室随笔》卷四《禅悦》记载：

李卓吾与余以戊戌春初一见都门外兰若中，略披数语，即许为莫逆，以为眼前诸子唯君具正知见，某某皆不尔也，余至今愧其意云。

可见，他们的思想是十分接近的。所以董其昌才能说出“何必傍人门户间”的豪言壮语。

②都认为三教可以合一，但徐倾向于道，董倾向于禅。

徐渭在《三教图赞》中讲：“三公伊何？宣尼、聃、昙，谓其旨趣，辕北舟南。以予观之，如首、背、尾，应时设教，圆通不泥。谁为给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可见，他是主张三教合一的。他主张以儒家（此时儒家已演化成心学）为上，道家居中，佛学居下。
徐渭相对于禅，更倾向于道，这从徐渭自号多为道人、山人也可透露出此中消息。他的长兄是个神仙迷，徐渭自幼便受其影响。老师中的钱梗也是个道士。而且徐渭还写有大量的论道家方面的著作。如：“注《庄子内篇》、《参同契》、黄帝《素问》、郭璞《葬书》各若干卷。”[21]仅就研究《参同契》的文章，他就写有《奉答冯宗师书》、《答人问参同》、《书大本参同误识》等。且在其文集中还出现有《约游道士庄》、《送丹士》、《黄君书舍在委羽山涧 •索赋》、《送妓人入道》、《题三仙炼丹图》、《老子骑牛度关图》等作品。他在文论中提倡的“真我”，也是吸收了道家中关于真人的阐述。

董其昌同样也注重打通三教的联系。他曾书《孝经》一册，在跋语中写道：

《易》、《诗》、《春秋》、《礼》之名经也，不于宣尼之世杏坛接受，惟有《孝经》耳。二氏学，如《法华》、《度人经》，皆以持诵为功，唐人与《孝经》易尔。《道经》有孝道明王，释家有大报恩，皆祖《孝经》，以为教文。若更欲下注脚，则张横渠《西铭》尤是一家眼目。[22]

这里以“孝”为线索，沟通儒、释、道三经，并落实到张横渠《西铭》之中。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三教之间是可以沟通的。

董其昌相对于道，更注重于禅。禅宗的思想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命名自己的书斋为“画禅室”、“墨禅轩”，便非常清楚的透露出自己的思想倾向。31岁时，他对禅宗就甚有体悟，《画禅室随笔》卷四《禅悦》记载：“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严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32岁对又在《戏鸿堂稿自序》中写道：“至岁丙戌读曹洞语录，偏正宾主，互换份触之宜，遂稍悟文章宗趣。”陈继儒为其《容台文集》作序时讲：“（其昌）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悟”都说明了董其昌对禅学有精深的研究。并且他还常听憨山法师、达观法师谈禅，对禅学更有体悟。陈继儒为其六十大寿作《寿玄宰董太史六十大序》时写有：“（其昌）不禅而禅而得禅之解脱”，意为董其昌不像其他佛家弟子苦苦坐禅，但却能得禅之三味。因此他在文论中主张“悟”，以悟的方式去领略文章的妙趣，带有浓厚的禅学色彩。

2．生活经历比较

徐渭被称为东方的凡高，一生命运多舛。出生百日，父亲去世，被认为是克父之子，懂事的时候就感受到周围有一种无形的压抑。其生母是个女奴，地位低下，并且在他十岁的时候又被卖出为奴，这直接造成了他幼年时期永远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使他的性情必然发生变化，异于常人。父亲死后的家道败落，又使家庭矛盾重重。他在《上提学副使张公书》中写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 说明他处在家庭矛盾的旋涡之中，无能为力，形影孤单，所做的只能是自怨自艾，伤心欲绝罢了。十四岁时，疼爱他的嫡母又不幸去世，这直接使他在家中彻底丧失地位，不得不在19岁时阳江入赘。入赘的日子是屈辱的，但也给了他短暂的幸福。疼爱他的妻子婚后五年不幸又病死，他不得不再次接受命给他的打击。妻子死后，他就不能再继续住在岳父家，但同时他却有家不能回，儿子不孝，只能租个小屋，卖文鬻书画为生。他分别于20岁、23岁、25岁、29岁、32岁、35岁、38岁、41岁参加了八次乡试，不幸的是一次都没有考中。这么多的苦难使他出现了明显的精神分裂迹象。他的性情发生变异，抑郁而偏执且激愤。袁中郎讲他：“常中夜呼啸”[23]陶望龄讲他：“其人高亢独洁，于人无所俯仰。”[24都说明了这一点。

而董其昌的一生却官运亨通。他在34岁尚未及第之前，也曾有过艰苦的日子，但比起徐渭来，则不啻是小巫见大巫，甚至连小巫都不是。他当时受聘于大收藏家项元汴和礼部尚书杨树声家做家庭教师，相对徐渭，生活可谓无忧无虑。及至中第，更是好运连连：

改庶吉士，受编修。出为湖广副使。乞归，起山东副使，河南参政，不赴。召拜太常少卿，擢本侍卿、进礼部侍郎，拜南京礼部尚书。告归，起故官，掌詹事府事，加太子少保。致仕赠太子太傅。福王时，谥文敏。[25]

从这一长串的官职中，我们发现董其昌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安逸和清闲的。他在晚明政治极度F•B之时，善于随人俯仰，左右逢源，能仕能隐，就充分的说明了他绝不会像徐渭一样激愤狂傲，他只能是温文尔雅的。

3．雅俗观念之比较

徐、董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反映到审美上必然也有相当大的不同。简单的说，徐渭生活在下层，接触的大多是穷苦百姓，故其审美观念中俗的倾向比较明显。而董其昌则由于多与贵族、上层文人雅士打交道，审美观念必然会偏向于雅。

徐渭审美多倾向于“俗”的一面，典型的表现在他对待当时俗文学的态度上。他重视南曲，提倡俗且鄙的曲子，写有《南词叙录》这样关于南曲的理论著作，还著有《四声猿》等南曲作品。

徐渭在《题昆仑杂剧后》讲：“至散白与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他甚至还讲：“吾意：与其文而晦曷使俗而鄙之易晓也。”[26]说明他是积极提倡“俗”和“真”的。可以说，“俗”和“真”是不可分开的，他认可了下层社会的 “真” 和“俗”，只有这种“真”才能够产生“俗”，但这“俗”不是粗俗，而是下层人民审美观念的真实自然流露。这从他提倡“俗”须“从人心流出”[27]“句句是常言俗语”[28]才能“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29]可以看出。反映到他的“本色” 说中“俗”就是“不掩其素”，也就是“真”。

董其昌年轻时就与名士莫如忠之子莫是龙，以及陈继儒、丁立鹏、顾正谊等华亭才子相友善，入京后又与袁中郎、陶周望、焦弱侯等当朝名士相互往来，切磋文艺。这使他的眼界逐渐开阔，学养也逐渐丰富。《明史》说：“（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30]可见其审美的雅化倾向，反映在文论中则提倡“淡”。而“淡”作为一种审美观念，一向是与淡雅清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淡”始终与文人士大夫的高雅审美情趣相一致。

综上所述，徐渭、董其昌二人之所以在文论上都能反对前后七子提倡的复古之风，都提倡具有真性情的文章，其原因即在于他们都深受晚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的影响。但由于他们思想倾向的不同、生活经历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造成雅俗观念的不同，使他们的文论又具有相异性。

[参考文献]
[1]、[16] 黄宗羲《明儒学案》  转引自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  北京人民文学出社 [2000]  P337、P469
[2]、[26]袁震宇、刘明今著《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9月] P423、P351
[3]、[1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P561、P561
[4]徐渭《赠成翁序》  转引自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P733
[5]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  第四册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P153
[6]、[7]、[17]徐渭《答许口北》、《叶子肃诗序》、《西厢序》、《书田生诗文后》  引自《明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P199、P205、P201
[8]、[12]、[13]、 [14]、 [25]、其昌著  屠友祥校注《画禅室随笔》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P179、P203、P178、P178、P222
[9]董其昌《魏平仲字册跋》转引自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界 [2001]  P428
[10]袁宏道《叙小修诗》引自《明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P315
[15]、[20]旲吴承学、李光摩著《晚明文学思潮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P74、P13
[18]、任道斌《董其昌系年》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98] P13
[19]、[22]朱良志《论董其昌画学的心学色彩》  《安徽师大学报》1999年第1期  P56|、P61
[21]、[24]陶周望《徐文长传》  转引自丁家桐著《东方畸人徐文长传》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P364
[23]、宏道《徐文长传》  转引自丁家桐著《东方畸人徐文长传》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P362
[27]、[28]、[29]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P249—250
[30]《明史》卷二八八《董其昌传》  转引自董其昌著  屠友祥校注《画禅室随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P213

GXD123456 · 发表于 2008-4-3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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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莫善与 · 发表于 2008-4-4 1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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