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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7-9-22 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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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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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H( F7 ^% w5 b9 e艺术的生命在于创造,书法也不例外。书法艺术的创造性是建立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之上的,是通过笔墨技巧以及作品的风格、形式表现出来的。审视传统,就是要以艺术的眼光不断去发现前人艺术实践中闪现出来的这些创造性的因素;继承传统,就是要在归纳总结前人创作成果的基础上,继承并发扬前人的创造精神。唯有创造性的不断发挥与这种创造成果的不断集结才是书法艺术能够不断发展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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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二王”与帖系书法的发展传承稍加梳理就不难发现,这个过程就是历代书家创造性发挥的历史记录——正是由于有了历代书法家们这些创造之举,帖系书法才变得五彩绚烂硕果累累。* A: N. L$ e( A5 h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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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父子是帖系书法的代表,更是创造性张扬的典范。人们往往只顾得赞叹、崇拜、临摹“二王”父子那些经过了无数次反复契刻椎拓的法帖书迹,而将他们于书法中的创造性遗忘的近乎一干二净,这实在是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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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七岁学书,师从卫夫人,临习的是他的前辈钟繇、张芝。后来,周游各地,将李斯、梁鹄、蔡邕、张昶等人的“传统”融会贯通,这才有了王羲之自己的独特风格——笔法上,彻底去除分书和章草的痕迹,点划回环往复;结字上,“增损古法、裁成新体”,变章草的横式为纵式,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行草书模式;风格上,一改两汉以来的恢弘博大,以清朗俊逸实现别开生面。这一切无疑是王羲之自身创造性主动发挥的结果,也正是如此,才有了王羲之不仅当时为人们争相效仿而且能够千古留名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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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j( q* u: d- w0 a+ Q, t& Z! c王献之主动发挥自己创造性的欲望似乎更加“早熟”。唐代张怀瓘《书论》写道:“子敬年十五六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且法既不定,事费变通,然古法亦局而执。’”这是这种强烈的创变思想的存在和支配,才有了王献之最终“改右军简劲为纵逸,”“尽变右军之法而独辟门户”(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的具体行动和真实结果。$ ?3 i, A4 [0 s& h' c3 W1 W. C;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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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之后,唐代的孙过庭“用笔破而愈完,纷而愈活”(刘熙载《艺概·书概》),怀素更是“自言转腕无所拘、大笑羲之笔阵图”(鲁收《怀素上人草书歌》)不把王羲之放到眼里。到了颜真卿“雄秀独出、一变古法(苏轼《东坡题跋》,用以二王完全不同的笔法创造了宽博浑厚的风格。北宋时期,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撇开唐以来逐渐形成的一套模式和定势,或翩然矫健,或跌宕起伏,或超迈入神,形成了一场新的书法革新运动。元、明及至清朝初期,杨维桢奇肆野逸、董其昌疏朗淡雅、祝枝山豪迈激越、徐渭奔放苍劲、王铎纵敛自如。。。。。。这些,无一不显现着书法家们创造性的火花。可以看出,这种主动的创造精神应该是“二王”与帖系书法的本质所在。什么时候,人们能够将自己的创造精神主动释放出来,什么时候的书法创造就得到繁荣和发展,反之,这种创造精神因为自己或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各种条件制约,无法得到主动的、自觉的发挥和释放,这一时期的书法创造也随之出现停滞。即使那个主张着复古的赵孟頫,他笔下表现出的圆润雍容、平正安详与其所处时代正经历着的“意造”相比,又何尝不是一种创造呢?明清之际,正是因为有人拜倒于二王与赵孟頫脚下,沉湎于规行矩步的模仿之中,最终导致并形成了千人一面、一字万同的“馆阁体”,使帖系书法的生存面临了极大的危机。 & i/ x k4 p8 Q7 c9 d6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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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z* `, p$ E1 ~. Y4 f9 y. I多少年来,当人们面对“二王”与帖系书法的时候,一方面,为二王以及二王之后历代书法家们创造的这些优秀作品中呈现出的异彩分呈缤纷各异而啧啧不已,另一方面,又总在试图以“二王”来解读和诠释这些后人的成果。一方面,希望着书法创作更加色彩纷呈灿烂无比,另一方面,又时时将前人这些优秀成果视为不可逾越的规矩和楷模,描摹复制,不敢有丝毫的偏颇。于是,中国书法史上也便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本是缤纷的书法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被笼罩在“二王”之下,“二王”几乎成为所有书法创作评判、鉴赏的唯一标尺,“二王”所体现的清朗俊逸几乎成为书法风格的唯一体现和追求——这种现象存在的本身就已经很值得人们回味和思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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