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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
发表于 2007-9-22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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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书史上通常的解释,帖学的异化与衰颓是由于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面目全非,名虽羲献,精神尤不待论。这只能说是一种泛泛的说法。帖学的衰微,就帖学谱系而言,还有更深层的史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由唐摹本对《兰亭序》的误读以及赵、董误法《兰亭》所导致的元明清帖学的异化。初唐统治者立足关陇文化立场,文化艺术上一扫六朝崇老庄、尚佛玄的风气,而是力戒浮妍,倡导风骨,这便使二王书风在初唐难以获得相应的文化氛围,同时也注定了初唐书家对二王书风的隔膜。因而初唐虽以王羲之书风为尊,但初唐真正得王羲之风范者几希。这便是孙过庭撰写《书谱》力矫时风的书史动机。而他的《书谱》以垂范性示人以魏晋正宗笔法,整个初唐仅仅因为有了孙过庭,王羲之笔法才得以显其真味。不过有理由证明,孙过庭的存在并没有有效地改变来自初唐统治者的趣味垂范,唐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兰亭序》,但由于摹本的种种误读导致远离王羲之书法风格,更致命的是唐代之后,《兰亭序》取代唐摹下真迹一等的王羲之《得示帖》、《丧乱帖》、《远宦帖》等手札作品,而被推为“天下第一行书”,并成为宗法王羲之的不二法门。以致“稧帖之外更无书法”,赵孟頫便对《兰亭序》推崇备至,有《兰亭序》十三跋,而其笔法也基本源自《兰亭序》。他认为:“魏晋书至后军始变为新体。《兰亭》者新体之祖也。然书家不学《兰亭》,复何所学,故历代咸以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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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帖学史影响巨大的人物董其昌也对《兰亭序》推崇有加,有十余通临本传世。这两位帖学巨匠对《兰亭序》的推崇将《兰亭序》的帖学撒播效应推向极致,而他们本人作为帖学重要历史发展时期的帖派领袖人物,其对《兰亭序》的步趋和所受影响也完全左右了当时的帖学趣味和价值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帖学的衰败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当然,在《兰亭序》的陷阱和赵孟頫、董其昌的裂隙间也横亘产生了一些正宗帖学的反叛性人物,如杨维桢、徐渭、王铎、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他们以其反向性为异化的帖学注入了生机。但由于他们过于强烈的反叛性使他们或是疏离于正宗帖学的话语权,或是失去主流文化的支撑而最终归于沉寂和边缘化。明末清初,反叛赵董正宗帖学的运动趋于终结,官方的审美趣味使赵董帖学再次居于牢固的统治地位,因而近代帖学史的悖论便出现了——号称与王羲之靠得最近的赵董帖学对王羲之的歪曲也最甚,后来正是所谓赵董正宗帖学将二王帖学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这种情势下,碑学变革也可谓势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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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g- L! s! C, t$ `( M可见,在书史上,二王帖学作为谱系已经断裂,最迟在宋代米芾之后,二王笔法已近乎失传,也就是说什么是二王笔法抑或如何表现二王笔法,无论在认识观念还是实践形态上这时都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不过,这种认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为人们逐渐认识到的。在清代碑学之前,人们仍是自信地认为赵、董笔法就是二王正宗。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沈尹默倡导帖学复兴,其帖学宗旨虽以二王为鹄的,但其书法实践却未越过唐宋藩篱,这也就意味着沈氏在很大程度上仍徘徊于赵董之间。. f* d" G2 K) h1 f9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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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帖学是在检讨与重厘整个帖学谱系,消解帖学伪形、揭橥二王笔法和魏晋风韵真脉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既是历史主义的,同时也体现出新的美学原则。因而它不是简单的复古与轮回,而是一种历史重建。千余年断裂的帖学史,为中国书法制造了许多陷阱,从而限制了它所可能达到和应该达到的高度。在这中间虽有许多杰出的大师破法而出,在正统帖学的陷阱和裂隙中孤身独往,为帖学增添了辉煌,但可以看到,书史上帖学的辉煌往往是转瞬即逝,长期笼罩帖学历史的却是沉滞与僵固。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郭沫若发起的兰亭论辨,推倒了《兰亭序》的偶像地位,使人们敢于越过《兰亭》对帖学史作纵深的探寻,为重写帖学史做了全面的奠基,在这同时和后来,白蕉、林散之卓有成效的帖学实践也打破了明清以来的赵董正统帖学体系,为二王帖学的正源和拓化做了有效的垂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书家对魏晋风韵和魏晋笔法的全新阐释、揭橥和接受途径,更将当代帖学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维度。) D" ?* J* U2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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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 r, _$ J0 l4 @9 p5 b8 K, i& S因而,当代新帖学的出现是帖学本身经历历史正反合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帖学自洽的历史扬弃,而书史在当代的全息重演以及由书史开放视域所带来的主体论高扬皆为帖学新的崛起做了全面奠基,并为新帖学的历史超越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书史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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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当代新帖学并不是要继续走清末民初碑帖结合的道路,而是在揭橥二王笔法本源和晋韵真脉的基础上,强化主体论和表现性新审美原则,在新的书史语境,谋求二王帖学的创造性转化。这种创作势头在当代新帖学代表人物的创作中已显露出了端倪。% O' C3 h9 a. Z* F5 V9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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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置疑,当代书法的众神狂欢和功利化名利场逻辑,已使当代书法失去了文化上的合法性。书法文化性的降解,使当代书法走向文化和技术的双重平面化。围绕大众书法所建立起的颠覆、解构的形式冲动,是借助碑学惯性“无法”化的非理性施放。当代书法的美术化倾向乃至冲破书法边界的现代书法思潮以及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观念暴力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书法的大众化所极力书写的历史是非精英、非文人化的历史,也是无艺术史高度和难度的历史,这种颓败的历史是无法经受艺术史的检验的。随着当代碑学形式变革的异化、衰竭,碑学范式已无法通过解难题的实践活动来进一步推动当代书法。当代书法的发展现实表明,当代书法新范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求当代书法从形式回到笔法来汲取进一步变革的动力,也就是说要在书法史的水平线上找到自我确认的价值标向,而解难题的症结也只有退回到书法本身,在书法史艺术进步的意义来找到突破的出路,单纯的形式冲动已无济于事。这正是新帖学强调书法精英化、文人化和技术高度的观念所在。帖学体现了中国书法文人化的优雅传统和人文关怀,而其笔法体系更是构成书法艺术的轴心、体现了书法艺术史的高度。当代书法的困窘表明,屈服或仰赖于否定性力量的形式冲动只能给当代书法带来破坏,而不能从书法史艺术进步意义上推动当代书法的发展,当代书法的救赎不能够依靠破坏,而要依赖对历史的回瞻,在历史中汲取书法文化——审美本原。因而倡导新帖学并不是要复古,而是谋求在当代书法多元化发展中,强化书法的文人化精英化传统,使当代书法在书法史进步的意义上找到突破的出路,并通过解难题的实践活动,确立当代书法新的价值标向,从而为当代书法多元化发展注入持久发展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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