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类态模仿”——从《发现书法增修》中单独选个话题
长期以来，一直很佩服法学领域中一些牛人。他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学术地位和智慧提出一些比较“搞”的词汇。比如：法律行为、想象竞合、行为无价值……
他们能，我们也能。
为了避免东施效颦。我们得粗略琢磨下，这些牛人提出一些“搞人”名词的初衷。他们提出一个新名词，并不是为了搞大
家。而是思维前进到一定阶段，为了分清事实、精确把握不得以而为之。
好，切入书法谈谈。
书家在创作作品的时候，总是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的合力使得一幅作品的形态最终得以确定。这些因素很多。比如，书法“资料”——常见的，文房四宝；美化意图；文字结构等等。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所称的“类态模仿”。
把问题置身于中国书法的历史进程中去讨论，显得相当麻烦。于是我建立了个小模型。我们以这个模型来讨论，然后推而广之……
假设：张三生活在甲时代；李四生活在乙时代；甲在乙前。
甲时代所用的工具是A；乙时代所用的书法工具是B。
那么：工具A、B基于各自特殊物理性质会有不同的表现特征。
现在，张三挂了；甲时代过去了；工具B代替了A。
可是，李四依然承受着张三的“作业”技巧；乙时代依然继受着甲时代的传统。
于是，李四会用着B去模仿A所特产的形态特征。
例子：清人用毛笔模仿甲骨文的形态特征；有人模仿碑文的形态特征…… 从时间链条来看，这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环扣。
如果随着在时间的数轴上左右延伸。我们恍惚可以看到未来的书法…… “类态模仿”是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以上的假设，仅仅是“类态模仿”的一种情形。实际情况要复杂地多。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是多层次的。
不妨再举个例子（看下面的图）：
这是遂良作品的拓本。仔细观察这幅作品的形态特征。相信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它融入了太多“凿”的痕迹…… 事情的发展当然不会就这么结束。
遂良的追捧者们，不乏其人地将这种“凿”的痕迹完全淹没在自己对先贤作品的认识当中。他们宁可相信，这种“凿”的痕迹以及由此带来的艺术感觉是直接由遂良本人传达给他们的……
于是，在他们的临摹中，另外一套“书写系统”的形态特征毫无声息地进入了毛笔书法作品当中。
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视觉效果的同时，却鲜有人试图去了解这么一个过程并从中挖掘一点什么。 早有人注意到中国毛笔的特性。一句被引用得极度频繁的句子说明了这一点——“唯笔软则奇怪生焉”。
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句话中的理由部分（“唯笔软”）并不能解释现象部分中的“奇怪生焉”。
这句话，是错误的。
西方的油画笔（排笔）也是软的，为何没生出这若多奇怪？
除去其他原因，单就书写工具的特性来看。关键的因素还在于毛笔的物理形态。也就是说：
软+形=奇怪生
中国毛笔的这种特征，决定了它可以模仿多种“书写系统”本身特有的形态特征。
它有着极强的包容性…… 话题一转。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碑贴之分。
只能说，书法领域内的人士，由于长期的封闭意识，故步自封、墨守成规、夜郎自大、鼠目寸光。长期拘泥于所谓的传统，始终没有深入研究的勇气和智慧。造成其封闭的原因与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局面的形成原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是值得研究的。——见《发现书法修增》的意义部分。
如果站在“类态模仿”的角度来看。所谓碑帖之分，其实就是两种“书写系统”的大体上的区别。
历史很可能是这样的：贴学形态的书法长期封闭自洽，正如一个家族长期坚持近亲联姻一样，没有新鲜血液注入，“基因质量”开始下降。从内部开始，贴学便逐步衰落。后来，偶有人想要摆脱，作出挣扎，于是就“变异”出徐渭这样的“狂躁体”，历史证明，这样的变异即使挽救了个体的生命，却无助于整个群体颓势的扭转……
物理学上关于“熵”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系统的平衡需要以另外一个系统的破坏为代价。
于是乎，才有了明末开始的碑入贴的现象……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认识了这其中的奥秘，将可以利用这个规律，对书法进行基因改良。
这在当前看来，是迫在眉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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