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学之通儒、通道（原创）
佛教通儒、通道大可追索到三国时代之康僧会。
康僧会，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慧皎《高僧传》卷一《译经·上》有传。祖籍康居（古国名，今中亚一带），世居印度，后迁居交趾（今越南）。深受汉地文化的濡染，十余岁时双亲并逝，以尽孝闻名，服丧后随即出家。曾以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为师，不仅明练佛典三藏，而且综览儒家经籍，并博涉谶讳之学，在诸方面都有很高的造成诣。吴孙权赤乌十年（公元247年）来到建业（今南京市），设像行道，弘扬佛法。当时，江南尚属佛法初传阶段，僧传言康僧会以诚感至舍利，从而折服孙权为之建塔立寺，自此江南始有佛寺。后又规功孙皓奉佛，是现存文献记载中最早进入宫庭的僧侣之一。于孙皓降晋的同年圆寂，是岁为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康僧会不但长于辞辩，而且颇善属文。今有《安般守意经序》、《法镜经序》两篇序文存世，皆收于《出三藏记集》中，译本有《六度集经》与《杂譬喻经》两卷，还有注经之作。
康僧会宣扬倡导的大乘菩萨行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特殊的位置，是当时流行的有关大乘教义的两大思潮之一。如果说当时的般若学接近贵无派玄学的旨趣，那么康僧会开创的菩萨行则浸透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精神。事实上，康僧会是兼融佛、儒、道三教思想的先行者。康僧会师承服膺传授小乘佛教的安世高，并重点接受了安氏的“禅教”之学（或许就是康僧会将“禅度无极章”的序文列为正篇的原因），以致《高僧传·安世高传》有“传禅经者比丘僧会”的说法，但康僧会并不拒斥大乘佛教思想。相反，他积极地吸取了大乘的“救世”思想，并创造性地与小乘的“正心”主张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思维，那就是通过 用佛法拯救人类灵魂来拯救人类社会的佛教仁道思想。这种思路显然与儒家思孟学派主张的通过正心修身。进而“治国平天下”的学说主张异质而同构。鉴于康僧会生长汉地，熟稔并接受传统儒家文化的事实，传统儒士修身淑世的情结不会不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其糅合大、小乘的佛学思想很可能不它的翻版。
康僧会编纂的《六度集经》更是儒、道的思想主张于其中。《六度经集》中集中体现佛教仁道思想的故事，当数《摩调王经》。故事塑造了一位积极救世的圣王仁君形象，充满了普慈救度的仁爱精神。他“以佛明法，正心治国”，把佛教、戒律扩大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原则，把国家治理成为欣欣向荣的道德理想国。这个夜不闭户的理想国度明显地带有儒家政治理想的面影。同时，康僧会又不失时机地输入了儒家伦理道德。比如他把“尽孝”加入戒律之中与“不酒”相配，有所谓的“奉孝不醉”之说，就是儒释杂糅并用的一个明证。在维蓝梵志本生故事中，他还把“孝事其亲”的功德列在布施圣众之上，显然是借题发挥，宣扬他自己敬奉的儒家孝德。同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康僧会在把儒家倡导的仁义忠孝悌等伦理道德与佛教的五戒、十善、六度等思想作比附沟通的同时，还改造佛教消极出世的思想，以减少与积极用世的儒家精神的磨擦。譬如《六度集经》经常宣扬的四无常，本是佛教否定现实、自我，劝人出家遗世的理论，而本经中这种言论往往成为劝人布施行善、仁道治国的鼓动手段，近乎儒家宣扬的“神道设教”。宣扬儒家思想成为该经的重要思想特色。
此外，康僧会还借用了许多道家方士的概念术语来注译佛经，比如道德、无为、清静、无身等等。如果说当时是经译者的惯常作法不足为奇的话，那么康僧会利用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调和佛教义理中“无我”与“轮回”矛盾，这就不能来引起我们的注意。康僧会首先采用了安世高学派的说法，把“无我”译成“非身”，承认人身的死亡与朽灭，而同时又相信灵魂的不灭与轮回转世。在《六度集经》的《察微王经》中，他借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元气说，并掺和古印度四大理论，在探讨世界和人的本原问题时，对“无我”与灵魂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认为：“深睹人原，始自本无生。元气强者为地，软者为水，暖者为火，动者为风。四者和焉。”唯有“上明能觉，止欲空心，还神本无”。至于众生则“由行受身，厥形万端”，“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康僧会这种驳杂的佛学思想，正反映了进入汉地的佛教文化与地缘文化交流互融的客观现实。
也就是在下平常所说的，中国的佛教、佛学是融会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思想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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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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